人类命运共同体入宪是 2018 年修宪带来的重大世界宪法时刻，是中国宪法理想与经验寻求进入世界体系与全球治理秩序的正式起点。

我国目前地方政府债务责任的追究中，通常以法律责任甚至党纪责任代替宪法责任，导致权力与责任的错位，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治理地方债的乱象。德国学者普特纳(Püttner)认为：按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府之权力系附有期限，不论政府或国会权力均只能行使到下届选期为止。

因为前者具有公益价值取向，而且是更基本的权利——生存权利。在开源上，地方政府应当适当加大税费征收范围和征收幅度。当然，上级政府的行政干预仍有保留的必要，但司法程序应作为最后的保障性程序。但宪制单一制却严重压制了地方财政主体地位，地方仍不具有独立的财政自主权。地方政府破产对地方经济负有重大负面效应，对其他地方也会产生传导效应。

在我国，地方政府实施财政重整计划的基本要求是必须在保障必要的基本民生支出和政府有效运转支出基础上，通过清缴欠税欠费、压减财政支出、处置政府资产等一系列短期和中长期措施，使债务规模和偿债能力相一致，以恢复财政收支平衡。地方民主的正当性理由是：只涉及地方利益的事务由本地公民自主决定，既排除本地政府的专制，也防范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以整体利益之名实施的多数人的专制。目的化的第二值的引入，需最后返回到实证法的形势范畴中，回到合法/非法的符码。

在维持冗余性方面，主要体现在第一步的抽象化程序方面，即概念建构方面。从实证法出发，某种程度上指涉到法律外部因素，再返回到法律系统，使外部因素与实证法相融合，或者通过实证法对外部要素进行过滤，使之变为法律系统之内的评价。总结来说，包括两种，即双阶的抽象化程序：[32]一种是对法律素材以概念形式进行体系化，并根据原则加以整理，将之变为动态的、具有自我批判能力的总体，这是法教义学的功能。法学的方法诚然不见得是完全独特的，但正是在法律的功能体系中，才体现出其方法运用的独特性，即方法的适用要服务于法律系统自身所独有的功能。

这就需要通过功能，将封闭性与开放性背后的方法系统串联到一起，从而形成法教义学独特的方法结构。概念、涵摄、演绎等均与法律系统的封闭性相关，而目的、利益、后果等则与开放性相关。

现代社会，法律系统需要同时实现这种封闭性与开放性、安定性与正义的两全。进入专题： 法教义学 。经由这种转型，法教义学体系中形成了范畴式的概念形成和目的论的概念形成两种基本功能—方法体系，基本对应法教义学中知识体系和价值判断的双重功能。冗余还可以起到帮助过滤的作用，将许多沟通中所保留下来的东西滤出，并在此意义上形成结构，系统因而可以不再依赖，所有的沟通都必须通过个体化的意识来得以传递，从而去除不可靠的成分。

目的论的概念建构又可区分为抽象的概念建构和具体的概念建构。这可以保证法律系统自身正义，即相同者同等对待这一要求的实现。功能取向可能会遭受的批评是，一切从社会系统的功能出发，而法律系统对人的保护该置于何处？对于这一问题，涉及社会系统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已非本文所能述及，但对系统功能的维护，与对人的保护，二者之间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具有互补性。如果系统与环境之间完全丧失这种信息交换，那么社会子系统的运行就会出现问题，其功能也难以实现。

比如当科学发现某种食品原料具有比较确定的危害性之后，通过法律对之加以禁止就属于不难作出的改变。[7]这是如何处理法律与社会关系的重大问题，法教义学如何回应和处理这一问题，决定了法教义学的未来。

[55]所谓差异制造事实，是指采取某个行为或措施会对某个结果的发生与否或发生机率造成差异，不论这个结果是某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某个应该实现的状态，或甚至是某个偏好或欲望的满足。传统法教义学所发展出来的诸多方法仍具有重要功效，并能解决法学中的大多数问题。

但回应和调控都不是盲目的，不是社会环境的所有变化，法律系统都选择回应，而是需要通过自身的程序进行选择。在风险社会当中，这种调控社会的法律决定并不在少数，比如对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进行调控的相关法律决定的作出，都有赖于事先的预测，这就使得法律决定具有一种典型的后果定向的特征。（二）变异性/多样性的法教义学要求：体系的改变 从法律系统功能的视角来看，稳定化不仅包含了冗余性的要求，还包含了变异性/多样性的要求。由此可见，相同案件，同等对待。比如在私法领域，应主要以服务于经济系统运转为目标定向，以成本—收益分析为主要工具，侵权法领域多见此种经济学方法的引入。类型相对于抽象概念而言，融入了可变的要素，使之更能够贴合具体的情境，并在规范构成当中形成了不同于概念的动态体系。

在知识体系方面，通过学术上的加工，一方面在判例中发展出了各种实证法之外的学说知识体系。比如联邦宪法法院从客体公式角度对于人的尊严的界定，[38]其原理可以在不同性质的案件中使用。

法教义学这种对理由的描述功能使理由的反复使用成为可能，甚至可以在完全不同属性的案件中使用。这一过程经常引入系统外的要素。

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改变（界定何谓不同者：不同案情或者不同时代）来实现法律对社会的适应，并通过变异的再度稳定化，实现一种安定性。法律系统为实现其稳定化规范预期的功能，需同时实现冗余性和变异性，保证其独立运行的同时，还能实现与社会的相适性，在封闭性的基础上实现其开放性。

目的考量应该区分为价值意义上的目的和目标意义上的目的。不同案件，不同对待，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判决结果的相同，更重要的是，还包括能够确保判例及判例中的原理可以反复适用的规则处罚虽然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却远远达不到教育手段在预防违法犯罪功能上的效果。因此，《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应当打破处罚是确保治安管理实效性的优先手段的偏在认知，在人权保障思维的指引下，将成本效益分析、比例原则等作为选择评价工具，注重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或选择更符合公益的某一手段，以更好地实现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目的。

再次，处罚是一种警示教育，必然会对其他人产生威慑效应，促使公众基于畏惧而改善未来的行为，从而构成对公众产生教育效应的基本路径。从另外一个层面，公安机关若想积极推进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在实践中的应用，并有效降低执法风险，也需要理论和立法的有效指引。

民国学者汪文玑认为，训诫者，训饬之谓。（3）设定了以消除矛盾、确保治安管理实效性为目的的调解等教育制度，[3]构成了公安机关实施教育的重要路径，标志着教育要求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地位的提升。

向被害人自首，经公安局所审讯者亦同。违法行为是对公共秩序的侵犯，对违法行为人施加惩罚也是对守法公众的一种心理补偿。

[3]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6年）第5条。如《大清违警律》设定了与刑律中拘役相似的拘留处罚，当时参与立法的钱定宇十分赞同降低拘留幅度，认为违警事属轻微，因此降低罚期，有利于使违警人‘勇于悛过，免导前衍'。[5]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6年）第9条。孙文夕（1994— ），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

处罚具有滞后性与负效应性，可能会影响被处罚者的工作、生活，乃至导致其走向社会的反面，而教育则具有前瞻性和正效应性，二者在特性上相互补充，在功能上相互配合，应当共同作为治安管理实效性的确保手段，以更好服务于立法目的的实现。然而，鉴于学界对该原则的功能、教育和处罚的关系等的学理阐释不足，加之立法技术不成熟等原因，教育要求更多停留在伦理层面，实现装置匮乏，如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和幅度的设定更为强调威慑、教育配套措施不足、程序性法律制度未能很好体现教育要求等。

（一）警察行政的设立目的 警察行政的设立目的，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立法目的的设定具有决定作用，进而直接影响了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功能定位。需要强调的是，训诫不论是通过书面还是口头形式实施，都不具有处罚的性质，其他公安机关也不宜对被训诫人再行处罚，但训诫可以作为有违反治安管理的前科记录，若再有同类违法行为，可将之作为从重处罚的理由。

本阶段，在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立法表述上虽然突出了教育优先于处罚的地位，但处罚要素在整体上却呈现出扩散态势，且将该原则的适用对象设定为违反治安管理的人，视野稍显狭隘，未能充分关注到法律实施的社会教育作用。此外，该条例还规定了对未成年人责令严加管教的要求，并明确了劳动教养的对象，[2]为教育的实现提供了手段支持。